“人生如建筑”，贝聿铭首个大型回顾展将在香港举办

贝聿铭的建筑项目一直备受瞩目，纵贯七十载，横跨辽阔地域，包括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巴黎大罗浮宫、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等。这些地标奠定贝聿铭在建筑史和流行文化的显赫地位，其人生与事业，亦由权力关系、复杂的地缘政治、文化传统和世界各地千姿百态的城市风格互相交织，形成绚烂繁富的经历。

贝聿铭肖像，摄于刚获选设计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之时1965年 © John Loengard/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Shutterstock

据博物馆官网介绍，展览分为六大主题──“跨文化底蕴”、“房地产和都市重建”、“艺术与公共建筑”、“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权力、政治和赏识青睐”和“重构文化和历史原型”。这些主题反映贝聿铭如何游刃于各种区域和地方脉络，以建筑造就文化生产和建构公共空间，并探索对于传统的崭新演绎。这些主题将贝聿铭的作品，与社会、文化及其人生轨迹交相对照，显示建筑和生活之密不可分。

贝聿铭肖像1976年 Irving Penn Vogue © Condé Nast

观看香山饭店（1979–1982）的模型，北京1979年，图片：© 曹慰祖

展品将包罗一系列绘图、草图、录像、模型、相片和多项档案纪录，当中不少为首次曝光。展览亦透过当代眼光去看贝聿铭的作品，同场展示多幅由新一代摄影师操刀的全新委约照片，呈现贝聿铭一些经典和较少人熟悉的建筑，参与摄影师包括何兆南、久保田奈穗、李国民、乔瓦娜 · 席尔瓦、穆罕默德 · 萨姆吉、田方方和米田知子。此外，展览跟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制作模型展现贝聿铭建成和未实现的项目。

从苏州博物馆（2000–2006）大厅望向花园所见的主要景观，包括亭子、石景和树木，苏州2021年，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田方方

M+博物馆馆长华安雅表示：“他的设计塑造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建筑面貌。这个展览项目将为全球当代观众重新介绍贝聿铭及其贡献，同时展示他职业生涯中长期被忽略的重要部分。”贝聿铭的儿子贝礼中表示：“这个大型回顾展首次向公众展示我父亲丰硕且影响深远的事业生涯，阐明造就他成为不同凡响的建筑师和世界公民背后的跨文化影响及独特历史背景。透过多年在众多来源蒐集而成的资料，展览仔细描述出色的个人故事，只有通过完整的阐述，才能揭示他漫长而乐观的一生中所经历的复杂性、挑战和成就。”

贝聿铭：从望族之后到现代主义的追随者

1917年4月26日，贝聿铭出生在广东。其祖上贝家是吴中的名门望族，原籍浙江兰溪，明代中叶迁居苏州。贝家族人中人才辈出：清朝中期的贝慕庭为吴中巨富，与戈、毛、毕姓人家合称为当时的“苏州四富”；颜料大王贝润生是贝聿铭的叔祖；其祖父贝理泰是清末著名的金融家，父亲贝祖诒则是中国银行的行长。

青少年时期的贝聿铭在苏州和上海居住，2006年苏州博物馆开放之时接受媒体采访，自18岁离开故土的他一口吴侬软语仍然十分流利。

贝氏家族于上海福开森路（现武康路）贝祖贻住宅（属中国银行所有）的花园中合照1935年，后排：贝聿铭（左三）、贝祖贻（左六），坐者：贝聿铭祖父贝理泰（左五）© 版权所有，由贝洽提供

1935年，年轻的贝聿铭如同彼时大户人家的有志青年一样远渡重洋留学，不过他没有遵从父亲的希望学习金融，而是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系。30年代的宾大建筑系弥漫着古典主义的氛围，这令期望接触新思想的贝聿铭大失所望，遂转学到麻省理工大学。在波士顿的日子里，贝聿铭将自己泡在图书馆中吸收各种现代主义的思潮，而其中他最为崇拜的就是勒·柯布西耶。1935年11月，“男神”柯布西耶造访麻省理工大学。贝聿铭后来回忆道：“和柯布在一起的两天，可能是我建筑学习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

贝聿铭站于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外1979年© Ted Dully/The Boston Globe via Getty Images

二战期间，贝聿铭曾在美国空军服役三年，1944年退役后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当时的导师，正是包豪斯的创始人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同学中则有后来惠特尼博物馆和纽约联合国大楼的设计者马塞尔 布劳耶(Marcel Breuer)。

在即将到来的展览中，“跨文化底蕴”部分展示了贝聿铭成长和修读建筑学的经历，为他日后能够挥洒自如地融会不同文化、结合传统与现代，奠定坚实的基础。而“房地产和都市重建”板块则揭示其任职于纽约房地产商齐氏威奈公司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业经历，以及1960年代他在美国及后来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参与过的混合用途规划、住屋和都市活化项目。

贝聿铭 麻省理工学院四年级习作设计《一所香港银行家会所》 1938至1939年

© MIT Museum 由麻省理工学院提供

华侨银行大厦（1970–1976）屹立于新加坡金融区摩天大楼之间 约1976年

M+，香港 BEP Akitek 捐赠，2019年 © BEP Akitek

艺术与公共建筑

“艺术与公共建筑”板块聚焦贝聿铭所设计的博物馆，以及他与亨利·摩尔和赵无极等艺术家的紧密合作。在此部分可见他视博物馆为公共空间，深信艺术与建筑之间的对话十分重要，也可见他对当代艺术的喜爱。

贝聿铭及赵无极于巴黎杜乐丽花园合照 约1990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将贝聿铭推到建筑界大师一级上的项目是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项目的位置处于国会大厦脚下，宾夕法尼亚和国家广场交汇成的梯形场地上。贝聿铭曾说过，“如果没有规律和约束，那么空间的丰富度和可能性只会带来一团混乱。”在这个项目中，贝聿铭开始寻求他在技术和对空间运用上的突破，之后很多项目中运用的手法和材料都可以在这里初见端倪。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1968–1978）中的视觉艺术高级研究中心刀刃般的尖角， 2022年，由 M+委约拍摄，2022年© 久保田奈穂

贝聿铭走在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的楼梯上©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他延续使用了原馆粉红色田纳西大理石，第一次采用具有精美完成面的清水混凝土浇筑结构构件。他打通了地下的空间连接，这种手法在之后的大卢浮宫改建中令整个项目焕发新生。而他在这个设计中初初探索了光线的丰富变化以及形态空间的神秘性，令贝聿铭开始思考，如果可以探索拥有无限灭点的弧角，是不是就可以创造更多的精彩空间了——这个想法成就了后来的达拉斯音乐厅。

拉德芳斯之首（1970–1971，未建成）设计方案效果图，巴黎1971年 蛋彩画纸板本

图片：M+，香港，获授权数码複制 © Pei Cobb Freed & Partners

1983年，贝聿铭获得了普利兹克奖，获奖词是这样写的：贝聿铭给予了我们本世纪最优美的室内空间和建筑形体，他作品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他始终关注他的建筑周边的环境。他拒绝将自己局限于狭隘的建筑难题之中。他的作品涵盖政府、文化和低收入住宅。他对于材料的娴熟运用达到了诗一般的境界。通过他的敏锐和耐心，他将不同兴趣和领域的人们吸引在一起去创造出和谐的环境。

那时，贝聿铭刚刚接下卢浮宫大改造计划没多久，之后“惊世骇俗”的玻璃金字塔便对公众展开真颜。他后来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众多博物馆项目，此时才正要逐一登上历史的舞台。

贝聿铭及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检查罗浮宫金字塔的玻璃样品1987年

© Marc Riboud/Fonds Marc Riboud au MNAAG/Magnum Photos

贝聿铭在设计的金字塔前

一名新娘在巴黎罗浮宫黎塞留通道留影2021年 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 Giovanna Silva

贝聿铭在2012年出版的全集自序里曾经这样说过：我最感兴趣的，一直是公共项目，而我认为最好的公共项目，就是博物馆，因为它是一切事物的总结。卢浮宫关乎建筑，但更是对一个文明的表达。我总能从博物馆的建造中学到很多，如果不学，我就无设计。从我在哈佛大学时期师从格罗皮乌斯的第一个项目，到我最近的作品，博物馆一直都是我的主题，不断地提醒着我，艺术、历史和建筑确实是合为一体、密不可分的。

这段话很好地解释了贝聿铭在90年代以后，走向不同国度和文明，以博物馆设计来寻求新的突破。这一长串的名录中包括：日本滋贺县的美秀美术馆、卢森堡大公现代美术馆、德国历史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和卡塔尔多哈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

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的主建筑拥有多个刻面，多哈2022年 由 M+委约拍摄， 2022年 © Mohamed Somj

从海滨长廊望向伊斯兰艺术博物馆（2000–2008），多哈2021年，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Mohamed Somji

“权力、政治和赏识青睐”揭示贝聿铭如何凭借其精湛的建筑技艺和解决问题的高明手腕，以及对客户需求的敏锐体察，在许多重要的委约项目中成为客户信赖的合作伙伴。在他职业生涯中的这些重要项目，既获得客户支持，亦曾引起争议。

1963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他的家人决定在波士顿修建一座私人图书馆以表纪念。关于这座图书馆的建筑师选择有个广为流传的段子，说同贝聿铭竞争的还有密斯·凡·德·罗和路易斯·康，不过密斯不可一世、态度倨傲，康则满脸伤疤（小时候遭遇火灾），穿着邋遢，只有贝聿铭事先整理了办公室，放上杰奎琳喜欢的花草，西装革履地接待了她，最终获得了这位“拍板者”的青睐。1964年，当杰奎琳·肯尼迪对外宣布由那时还没什么名气的贝聿铭设计肯尼迪图书馆时，他的名字一下子成为了字谜和竞猜游戏的热词。

不过，这个好的开始却没能让项目善终。贝聿铭的初稿发布后，波士顿当地的社区成员（被一些人称为“布莱托街的精英”）认为图书馆会破坏当地社区风格。也有人觉得它会引来大批游客，影响当地居民生活。最后，图书馆不得不被移址到了一处垃圾填埋场，原本的设计也只能向新的地理位置做出妥协。贝聿铭后来将这个项目称为“最大的遗憾”。

贝聿铭向一位俄克拉荷马市议员讲解他对新市中心的发展提案 约1964年

© The Oklahoman – USA TODAY NETWORK

“物料改良与结构创新”板块展示贝聿铭及其团队在采用物料和建筑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尤其是对混凝土、石材、玻璃和钢材的运用，借此造就建筑设计上的创新；“以历史新解为设计策略”则探讨贝聿铭长期以来对于为不同历史、传统和生活方式设计现代建筑作品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与他故国有关的建筑项目。他主要将文化和历史建筑原型去芜存菁，从中获得构思造型和空间的方针，以满足现代的需要。

吊桥从穿越山谷的隧道延伸至 MIHO 美术馆（1991–1997）一景，滋贺县信乐町2021年，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米田知子

中银大厦（1982–1989）外墙，香港2021年 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 何兆南

贝聿铭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建筑硕士论文中“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设计的剖面绘图1946年

由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提供

路思义教堂（1954–1963）祭坛后的玻璃幕墙一景，中国台中东海大学2021年，由 M+委约拍摄，2021年© 李国民

此外，展览亦透过当代眼光去看贝聿铭的作品，同场展示多幅由新一代摄影师操刀的全新委约照片，呈现贝聿铭一些经典和较少人熟悉的建筑，参与摄影师包括何兆南、久保田奈穗、李国民、乔瓦娜 · 席尔瓦、穆罕默德 · 萨姆吉、田方方和米田知子。同时，展览跟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制作模型展现贝聿铭建成和未实现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硕士毕业论文中的设计“上海中华艺术博物馆”（1946）、纽约双曲面大楼（1954–1955，未建成），以及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1954–1963）。

展览将于2024年6月29日对外展出。

（本文综合自M+公号、艺术中国、澎湃新闻此前报道）